再如某些文学作品使用较多的方言语词（有的还因此成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这也使利用速记写作成为困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描写东北解放区土改为中心内容的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我曾给某某文学评论家在评介此书讲演时担任速记，他在引述原书东北方言文句时，我的记录速度就大为放慢，因为那些听起来拗口而又不熟悉的方言，使我无法立即反映出符号。在晚清的近代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用纯粹的苏州方言写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吴侬软语”听起来固然悦耳，可是写成文字阅读却未必“顺眼”。写成符号当然更难认译。何况我国各地方言中，还有许多语言是无法用（普通话读音）速符表现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话读音写出，势必更增译认的困难。

　　作我国早期的速记方式中，有根据广东话、福建话的发言制定的，但是我国方言区域多，为每一地区设计一种速记方案，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对于讲话者的方言口语（当然是我所熟悉的）速记时往往就直接写成书面语符，比如上海人把“我们”说成“我伲”，“游玩”说成“白相”，我就直接用符号写成“我们”、“游玩”。如果按原来的方言口语写，就会因为这个不习用的符号在头脑里反应思索过程而放慢了记录速度。

　　某些北方口语词，为其他地区所不熟悉的，也只能写成书面词速符。如“压根儿”，书面语是“绝对、根本、完全”的意思，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个词，北京地区以外的读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也还有北方口语中大量的儿化韵尾，速记时为求简洁，往往不记，在整理成文时，再根据语意写出，记录文学作品就不行。

　　当然，这种记录的内容仍限于一般性质的，如果为了讲话者的特殊身份（往往是大人物）记录稿必须保持他的语言特点（如毛泽东的湖南腔、陈毅的四川话），则由于速记者经常是身边的工作人员，熟悉他们的口语习惯，这个困难可能不大。某些专家学者讲话带有浓重的方言，但比起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口语容易理解。五十年代，我曾给周谷城教授速记过多次学术讲演，他的湖南口音听起来很吃力，但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是文史哲一类，很多专业名词可以理解，速记时的困难也不大。

　　当然外国也有方言问题，比如标准的东京话与北海道人讲的日语就有差别，莫斯科人与西伯利亚人讲俄语也不尽相同，但那只是口音上轻重缓急的不同，不像中国某些地区方言，简直到了根本听不懂的地步。

　　我们知道，提高速记的记录速度，必须使用大量的缩略语符，而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语词，却不可能在事先制定略符，因此中文速记记录口述文艺作品就比西方国家的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

　　四、速记的同音词问题

　　汉字是单音节汉字，一字一音。速记是用简单符号记录语音的，西方国家的速记符号与拼音文字的表音作用基本上一致，而汉语与文字（口语与书面文字）之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几万个汉字（常有的有七、八千个）而音节却只有四百个，即四百个音节代表了几万个汉字的读音，因此中文速记符号虽然以词为单位连写，但同音词的区别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虽然速记应用者可以凭借本人的文化素养——较高的语文水平与丰富的知识基础推知同音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的含义）。张潮同志在《汉语速记的同音词》论文中，搜集了许多不同种类而又容易产生歧义的同音词，认为“汉语速记的功能在某些场合会因同音词的干扰而受到局限”，所以“只要是用表因方式记录语言的任何一种速记，都无法避免这个弱点”，对于“来源于文字因素形成的同音词，汉语速记的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它都无能为力。”由此看来，这个难题不论是拼音式或是一线一音式速记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陈荣滨同志在《音素化速记》中“凡是用得着文字的地方，它（速记）都能派上用场”的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刊载于《速记信息资料》（ 1998.4.15 ）上的《在日本国会从事速记工作 31 年》是根据一篇速记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文中就有多处因同音词造成的错误。这篇讲话提到日本国会每年岁末审议政府预算前，“大造省要准备稿件，所以大造省的官员新年后就要赶印预算材料”，接着又有“大造省财政工作报告、经济计划厅厅长经济工作报告”等语。这里的“大造省”显然是“大藏省”（日本政府的财政部）之误，“经济计划厅”是“经济企划厅”之误，“厅长”是“长官”之误。日本政府内阁各部叫“省”（它是从我国唐朝宰相办公处所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借用而来），首长称大臣（相）。各部以外其他内阁分管专业的机构称“厅”（类似我国国务院的计委、经委），厅的首长称“长官”（内阁各部名称有的与其他国家不同，如文部省即教育部，厚生省即卫生部等）。上文出现的错误，显然是因为速记者对日本政府组织名称不大熟悉，仅凭会上翻译者的汉语口译记录下来的同音（义）词，整理时又不及仔细查对造成的错误。

　　出现这种“技术性”错误的机会，虽然不多，但是它却会造成人们对速记技术与功能的误解。

　　表意文字结构形态复杂，却有极其丰富的构词能力，几千个常用汉字可以构成无数复合的词、词组。这就使得一个文字能力较强的人，即使在每分钟至多能写三、四十个单字的状况下，直接使用汉字记录一篇讲话，事后凭借他的理解和追忆能力，也可以把两小时的记录大意敷演整理成一篇数千字内容正确的好文章。相反的，一个文化素养差，即使他具有每分钟能速记 180 个字以上音节符号的高速度，事后未必能整理出一篇符合讲话原义的文章带，这中间，辨解同音词（包括符形在高速下的失真）就成为很大的困难。建国以来，由于高级速记人才的难得（这个标准比照现在的条件来说，应该是具备有“速记师”职称的人），以及社会上对速记效果的误解，某些重大政策问题的讨论、学术讲演等，往往就由与会者中文字能力较强的同志事后根据笔记再参考录音反复播放整理成文，而不愿利用速记。所以一个优秀的专业工作者使用速记可以如虎添翼，而对于一个语文根基差、知识水平低的人来说，使用速记则往往反而成为累赘（日本速记员培训学校把学制定为两年半，是有道理的）。

　　五、中文速记发展中的畸形现象与理想

　　尽管一个世纪以来，我国速记事业发展缓慢，应用的范围又很小，专业人员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可是就已发表的速记方案来说，却可以说得上是流派纷呈，百花争妍。据唐亚伟、颜廷超先生的统计，近百年来先后出现的速记方案多达二三百种（虽然它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实际推广应用），但粗略估计（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内），目前，主要应用的方式仍不过 10 种左右。有些方式名称虽异，但只是把另一式速记符号的位置变动一下，曲线改成直线、直线写成曲线而已，谈不上有什么创见突破。只要比较一下英文速记中迄今通用最广的葛锐格轻线速记，他的创案实施，大约与我国的《传音快字》是同一时期，翻阅一个世纪以来格氏速记的各种版本，符形基本上未作重大改变。显然要在曲、直、圆、点等几种基本线形以外，另找其他几何形状的简单线条几乎是不可能的。

　　多年来，我国一些速记学者一直热衷于搞方案的创新出版，却忽视研究如何去推广速记的应用。这正如商品的设计者在市场没有销路或疲软的情况下，仍在继续设计生产并不对路的商品一样。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必须像市场规律那样考虑其需要与可能，盲目生产的后果，必然是积压与浪费，速记方案的创新也是如此。

　　研制中文速记机是速记界多年来的热门话题（据悉已有设计图纸），这大概是受不了“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说法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速记技术从手写到速记机，大约经过了三百年，目前仍是两者并存，将来可能发展到电脑速记直接整理成文的理想。前一部分据说国外已有样机，但仍未能投入实际应用。对于中文速记来说及目前应用范围极小，而且速记符号与表意文字之间可能达到的一致性，又远较拼音文字为难，即便制成速记机仍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我认为在中文速记的发展中可以略去这道“工序”。目前汉字输入电脑编码排版，国内外已有多种成功的产品，在这个基础上，使中文速记直接发展到电脑程序控制并自动整理成文，应是为期不远的事。只是在当前对中文速记在应用上可能发展的前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恐怕很很难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研究。

　　六、几句赘语

　　本文是在接到学会的催稿信后，仓促草就，重读一遍深感无甚高论。个人从事速记几将半个世纪，虽无成就，但热爱之心迄未稍解。文中看法，对某些同志来说，也许是泼冷水。我不敢标新立异，决非异端邪说。多年来，速记界意气之争不断，却很少在如何推广速记应用的问题上展开争论。速记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广应用，我很同意陈荣滨同志的意见，今后速记界的征文应对速记的前途问题多所论述，本文且作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