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记是一种应用技术，如何应用速记，在应用中存在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总结，这里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国外重视速记的几个近例
西方国家在有了速记术以后，进入本世纪初，随着生产技术的发达，人们的交往与社会活动的节奏随之加快，手写速记逐渐已不能与之适应，于是发明了速记机（现在还可以时常从外国的电影、电视屏幕上看到警察、司法机关审讯罪犯时，使用速记机记录的镜头）。至于新闻记者、作家利用手写速记进行采访著述则仍是常事。
当今处于信息时代，社会活动的节奏更快了，特别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信息已用电脑处理，有人认为速记与速记机的速度已不能满足社会活动的需了。事实并不尽然。如 1986 年《参考消息》上的一则美联社电讯，说的是华盛顿有一家会议记录公司的雇员，把国家秘密会议的速记稿转递给苏联特务因而为联邦调查局所拘捕。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科技事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现在也很重视速记的应用。
今天在苏联和日本，同样也很重视速记的应用。
“速记录”一词，在俄语中具有严肃的法律性，苏共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重要的学术讨论会都使用速记记录，这些文件还特别注明是“速记录”（如《苏联共产党第 XX 次代表大会速记录》、《巴甫洛夫第二信号系统学术讨论会速记录》等）。两年前发生了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因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被认为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遭致解职的新闻，这是戈氏上台第一次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事后，叶利钦一再否认他的发言含有这样的内容，他要求公布他在全会上发言的“速记录”，让公众来评论（此事一直被推延到今年 5 月苏联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苏共中央才公布了他在那次全会上发言的“速记录”全文）。
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
根据原日本国会速记师池田朝子女士去年在北京速记协会召开的国际速记学术座谈会上的介绍，在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一线工作的速记员就有 120 名之多。对于录音与速记的关系，她说：“记录稿的校对，现在是听录音。虽然有了录音，但法律上承认的是速记稿，录音只不过是辅助手段。”据此，我们不妨再以去年日本内阁的一次重大人事更动为例。
日本政府原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因在一次国会发言中，竟说当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不是“侵略”，在遭到日本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批评后被迫辞职。后来他在国会全体会议说答辩时，仍竭力为他的发言内容遭到误解辩白，他要求查阅原来在国会发言时的“速记录”加以证明。
近两年，在苏联、日本发生的上述两起重大的政府高层人事更动，都是由于对言论内容的解释发生歧义而出现的，事后当事人都要求根据“速记录”原文来作出鉴定，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两个国家对速记的重视程度了。
二、中文速记的应用情况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录音机性能日臻完善，各种电子语言文字处理设备的普及应用，发达国家的手写速记应用范围确已有所缩减。而中文速记的应用范围，从清末的资政院、民初北洋政府国会、广州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到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年，始终局限于政权机关内部，而且主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一级，至于一般企事业单位、省市以下的政府机关基本上均未得到应用。另一方面，一般人都认为最需要使用速记的是机关单位的秘书和记者、编辑等文字工作者（今天在美国仍把速记列为秘书应会的九种职业技能中的第二项，在香港招聘英文秘书，会使用速记仍是主要的条件，对外国的新闻记者来说速记则是他们基本的职业技能），可是在我国从事秘书、新闻工作的人，会使用速记的如凤毛麟角。目前少数高等院校的文秘专业、新闻系科也没有普遍开设速记课，有的效果也不理想，学生对之也并不重视（复旦新闻系，解放前速记曾经列为三年级必修课，现在的新闻学院列作选修课。），因为国家并不要求他们必须会使用速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秘书工作》是一部厚达数百页的专著，其中谈到速记部分只寥寥几十个字。中文速记的现状于此可见一斑。
三、中文速记能为文学创作服务吗？
利用速记口授写作是国外速记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专指文学作品）。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赌徒》是只用 26 天时间，由作家口授给速记员写成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以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保卫战争为中心题材的长篇巨著《日日夜夜》，是由作家的女速记员根据其口述写成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描写中国题材著称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一生中的很多作品是在速记员的帮助下完成的。十九世纪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则更是本人精通速记，并直接使用速记起稿写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从我国的情况来说，完全使用速记记述写成的书，一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才式速记黄昌谷记录），另外一部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学术名著是由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用在他早年还是北洋政府的一名速记员时，记录的粱漱溟的讲学稿整理而成。这两部书应该说是我国早期速记应用的里程碑，但都不是文学作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没有哪一部是利用速记写成的。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记比较适合于时事政治或一般社会科学内容的记录，这类性质的演讲，记录下的口语与所构成的书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纯粹口语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使用速记记述就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速记教学单位对高年级同学锻炼速度（包括一些速记比赛）选用的朗读材料基本上都是时政类文件的缘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语文一致）则没有如汉字（绝大多数是同音字）那样有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甚至还很大）。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请教过著名作家巴金、翻译家姜椿芳，以及上海文联研究室的同志，他们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作家写作习惯与利用速记密切合作的困难，因为一部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写作中，作家有时沉思，有时则文思泉涌，有时需要参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时要对某一语词反复推敲，这些情况都是在边写边改中出现的，如果利用速记口述写作只有待速记员整理成文字后，作家才能考虑如何修改的问题，这时原来的文思灵感也许已经消失了。
利用速记翻译文学作品同样有很大的困难。六十年代前后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长的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解放初期，他在主持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选了一篇俄文小说口述译文由我速记，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这里除了前面所讲的原因外，还由于俄语的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作品则更加复杂、口译的欧化文字应在汉语中如何写成符号表现，增加了速记的难度。
写至此，想起晚清著名学者林纾译书的事。林不懂外语，他是请别人口译原文，由他记录整理润色而成。从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轶事》开始，他先后译过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余个国家作家的名著一百余种。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林氏译书的具体情况，估计是根据口译者所述，然后再用文言写成大意，这当是“意译”而不是“直译”。但若由此得出一点启发：“如果一个擅长速记而不懂外文的人，能够跟那些精通外语而又没有时间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通力协作，不是也能作出象林纾那样的贡献吗？”（金礼林《速记技能概论》）可是从我上面所举的实例看，想象中的事实际并不一定能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