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是我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为了进一步加强速记界的团结，开展学术交流，由北京速记协会发起联合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二十七个速记学术团体和教学单位，于当年八月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学术交流大会”，并在会上举行“长城杯速记友谊赛”。

　　开幕式上，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北京市政协主席、北京速协名誉理事长白介夫同志致开幕词，大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北京速协理事长唐亚伟同志作了《我国速记九十年发展概况》报告。接着，国家语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陈章太，顾问周有光，延安时期老速记工作者、中国法律学会会长王仲方，中国社科院应用语言研究所老专家杜松寿，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国家经委办公厅主任齐向武，国务院参事张丰胄，中国人民大学语研所所长王宗柏，北京市社科联副秘书长李满义相继讲了话。日本速记协会委派的以川口晃玉为团长，武部良明为秘书长和兼子次生、户田丰作、荒木章为团员的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专程前来我国祝贺中国速记九十周年诞辰，并进行学术交流。川口晃玉团长在大会上致贺词，并讲了话。

　　全国各地出席代表、选手二百多人，收到学术论文七十多篇，其中不乏创新之作。有二十多位代表在学术交流大会上发了言，许多代表在分组会上讲了话，充分显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开拓了同志们的思路，增进了我国速记界的团结。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的武部良明教授和兼子次生先生国际学术交流会上作了专题讲话，户田丰作先生当场在黑板上作了日本速记高速表演，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大会举行了长城杯速记友谊赛，各地来京参赛者五十多位选手齐集一堂，听写五分钟，最高速度为 200 字 / 分，准确率 90 ％以上，评选出十二名优胜者（徐宏发、竺芸芸、陈建华、王宏忠、韩珠璇、张建星、刘梅、金芳、姜玉、饶素华、高永娟、邱刚）。在闭幕式上，陈荣滨同志宣布了得奖名单，颁发了奖杯奖品与奖状；张长松致贺词；日本速记友好代表团也向优胜者赠送了奖品。

　　大会还组织了中日友好座谈会，自由结合恳谈会，小型展览会，以及参观中南海等活动。会期四天，在中央党校校园里充满了团结、友好、紧张、活泼、进取的气氛。这是我国速记界一次历史空前的盛会。它对速记学术的推进与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7 年在北京速记协会建议下，成立了华夏研究院速记信息研究所，任命唐亚伟为名誉所长，张长松为所长，黎宏基、张潮为副所长，聘有研究员、副研究员四十多位。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速记专业的研究机构。追求的目标是：高智力的人才聚集，高密度的信息流通，高效益的科技成果商品化。该所 1988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了“速记革新学术研讨会”，来自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八十多人。其中以本所顾问、研究员、副研究员为主，并邀请各地区速记界知名人士参加。原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华夏研究院院长谢韬，北京市政协主席、北京速协名誉理事长白介夫，原高教部副部长、中国北京教授团主任李正文，延安时期毛主席专业速记员、原新疆统计局局长张重，老区速记工作者原锦州市委书记宇光，原国民党总统府速记长居正修，人大语研所所长胡瑞昌和前任老所长王宗伯，北京市社科联副秘书长李满义和一些来宾一百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研讨，在手写速记的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方面，速记机械化、电子化的可能性和实施办法方面，关于速记职称和技能检定考试方面，关于我国速记教育改革方面集中交换了意见，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经全体一致通过，定每年八月八日为我国速记节，以便每年届时举行学术活动，促进我国速记事业向前发展。最后，在筹组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工作中，酝酿了初步人选。争取翌年召开成立大会，结果如期实现（见前）。

　　以上几次大型学术交流会，在我国速记界确实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我国速记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台湾方面速记发展情况。由于四十年的长期隔绝，知之甚少。仅从少数资料中了解一些情况： 1949 年以来，台湾的速记学术也在向前发展。台湾国民党政府各主要部门都有速记人员的编制，以立法院的人数最多，速记长是江浩（前任速记长是许师慎）。其次，是监察院，速记长是杨欣泉，国民大会的专任速记员是刘淑英，都是张才速记的学员。行政院的政务会议，司法院的大法官会议，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议，都由专任速记员负责记录。

　　张才速记是张才速记传人许师慎传到台湾去的。 1950 年在台北设有张才速记补习班， 1953 年出版《中文速记》（许师慎等编）， 1963 年，他在台湾电视台播讲中文速记。 1959 年在台北成立了中华速记研究会。五十年代末期台湾教育部、教育厅国语推行委员会合办了一次速记比赛。

　　在台湾流行的方案有十多种，除了张才速记以外， 1949 年以后，在台湾出版的速记有： 1950 年 2 月《流线速记学》（唐亚伟、肖林合编。此书我未见到，可能是我的学生肖林在台湾出版的）， 1950 年 4 月《中群速记学》（郑中群著）， 1952 年 5 月《汪怡速记学》（五式，王怡著）， 1954 年 2 月《简化国语速记学》（周玉昆著）， 1959 年 5 月《最新中国速记学》（陈崇茂著）， 1966 年 7 月《实用国语速记》（温斐君著）， 1971 年 3 月《宗显速记》（陈宗显著）， 1978 年《最新实用中文速记自修》（张书春著）等等。此外，早期的邦永速记、世勤速记、炳勋速记、汪怡四式等方式台湾也有流传。立法院速记长江浩在文章里对亚伟速记作了追述：“迨走抗战发生，政府西迁，敌机滥施轰炸，速记教育乃呈停滞状态。幸有亚伟速记问世，先后在重庆及上海设置速记学校，印行速记书刊，使速记学术之推广不致中断”。在台湾出版的《中外速记文献》中，王云五、陶百川、马星野、王星丹、王炬、汪怡、白宫速记员罗玛格式纳等均有谈论速记的文章。

　　最近由于“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好转。我已收到从日本转来的许师慎先生来信，上海居正修先生也与许老取得联系。 1988 年 8 月，华夏速记信息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速记与信息革新学术研讨会”，通过了《致台湾、港澳和海外速记界同胞的公开信》，表示亲切问候，并欢迎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在 1989 年 3 月，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顾问名单中就有台湾的许师慎先生，希望他在不久的时候，回来与我们一同研讨速记学术。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三、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国际上速记学术交流也日益开展。 1981 年北京速协接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速记放华旅游团（一行三十一人），举行了座谈会，进行了学术交流，建立起长期的国际友谊，取得经常联系。我们与美国速记协会也取得联系，该会前会长纳尔生先生曾访问中国，该会会长赫吉经常寄来会刊，保持友好联系。日本速记协会与我国速记界的联系更为密切，日本速协前理事长势渡洁和兼子次生先生起到了纽带作用。除在我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时，日本派来友好代表团表示祝贺并讲学外，我国速记界于 1985 年曾受到日本速记协会的邀请，由唐亚伟、高铮（北京）、颜廷超（黑龙江）、陈荣滨（江西）组成中国速记友好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大坂、京都、神户、柰良等地访问。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日中友好会议，并应关西大学速记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现代中国学会关西支部、速记恳谈会等单位之邀，前往讲学。参观了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并在大会堂旁听了议会辩论发言及现场记录实况，参观了众议院速记者讲话所、早稻田速记信息专科学校，后者是日本川口学园创办的设备最好、规模最大的速记、信息专业学校，川口学园理事长就是来华访问的川口晃玉。在大阪参观了大阪府议会、大阪裁判所（法院）。旁听了民庭审讯案件和速记机的实地应用情况，参观了法院的速记资料库，了解了日本司法机关重视速记的实况。在大阪还参观了大阪速记服务社和夏普公司，公司副总经理深尾芳秀介绍了日本速记电脑的发展情况，并作了“音声电脑”的操作表演，展示了速记发展的未来。

　　1989 年，国际速联举行三十八届学术交流大会，已向我国唐亚伟、张长松同志发来邀请信，经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研究，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由唐亚伟、刘源、卢国英、林滨伟、刘坤如五人组成）前往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参加大会。后因团长唐亚伟同志患病未能前往，已向大会表示歉意。只有待诸来年争取了。

　　此外，我国北京速记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华兰德国际工程技术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长松，北京速协理事、中国地质科学院高工顾可孚曾多次以个人身份访问日本、西德等国，与国际速记友人进行学术交流。日本速记学家石村禧行和夫人及其高足池田树行（《石村中文速记》编著者），还有日本国会速记师池田朝子和吉村美惠子先后来我国访问，均受到北京速记协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并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加拿大、巴西等国的速记友人也曾到我国访问，都受到热烈欢迎。

　　各省市地方，如北京、上海、南京、黑龙江等地也开展过一些国际速记交流活动，如接待国际速友来访，举行座谈会、报告会等，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总之，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速记学术交流方面，已经大大地迈出了一步，走进了国际速记大世界。

　　综上，中国速记发展已九十多年，内容实在太多，因篇幅的限制，我只能介绍一个概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仅供各位关心中国速记学术的朋友参考，也用以祝贺我国第二个速记节。